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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评价 | 李金波:新高考改革遭遇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作者:李金波   发表时间:2019-07-12

 

摘要

 

新高考改革与深化高中课程改革、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相对接,其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考与教新旧冲突叠加、改革的技术支撑不力、高校的生源结构重组、考试机构面对严峻挑战、改革协同推进不力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挑战,可以从优化等级赋分办法、推行一档多投、推进招考分离等方面来进一步优化改革,破解改革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建立服务于教育教学的高考评价体系,应对高考作用的异化,提升命题科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考试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等举措来提升高考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并加快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来顺应新高考。

 

 

关键词

 

高考;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课程改革;选考赋分;高校招生

 

 

2014年新一轮考试招生综合改革与深化高中课程改革(下文简称“课改”)、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相对接,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考试系统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容否认,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以先行试点改革的浙江省为样例,分析两轮多改革实践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新高考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此轮改革对原有高考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重大的调整,改革后高考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关系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一)考与教的新旧冲突叠加

高考是连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新高考向多元化方向推进,必然给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影响。一方面,新高考改革由课改推动、因课改实施,同时也对高中教育改革形成倒逼,让人们呼吁多年的一些基础教育改革措施得以落地生根,促使基础教育呈现新气象;另一方面,高考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既有的冲突未见消散,新的冲突随着高考改革的实施又不断涌现。

1. “唯分数论”阴魂不散

我国高校招生标准自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设置以来,一直采用依分数高低录取制,新高考改革期望通过综合评价、多元选拔等措施,淡化分数的作用,打破“唯分数论”。但要看到,改革后的录取标准依然采用基于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总分录取制,很难彻底打破“唯分数论”,又会导致新的“唯分数论”出现。例如,大多数学生为获得更高的分数而参加两次外语、选课科目考试,努力争取更高的学考等级,采用各种办法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有的学校为了提升成绩会限制学生选择权、固化选考科目组合,为赶进度而增开课程,搞“会战式”复习。高校间相互攀比录取分数线,依然采用传统的“依分录取”等。

2. 高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

高考利益相关者众多,有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地方政府、高校等,这些相关者不仅成分复杂,而且利益诉求多样。例如,学生追求“考上什么样的大学”,中学在意“一段上线人数”,校长追求完成“政府指标”,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用“高考升学率、重点率”来考核高中教育质量。由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各异,形成了对高考改革认知与态度上的激烈碰撞与对立。

3. 教与考对“选择性”实质的认知存在差异

此轮改革的初衷是让高考有效对接高中课改,破解“高考不改,课改难改”的瓶颈。并试图通过扩大“选择性”,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个性化发展。但对于“选择性”的实质是什么,教与考还是存在不同的理解。

第一,有些学者认为不能以考试的选择性来代替学习的选择性。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教育、学习可以有选择,但考试必须有统一的标准。选择权应当落实在学习过程而非考试上,改革后学生可以选考不同的科目组合,严重损伤了高考作为统一准绳的本质。[1]

第二,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还是根据“分数”进行选择?不少人认为后者比较普遍,考生或是缺乏选择能力,或是盲从于父母,或是根据科目难易以及可能得分的高低进行选择,因而人们对高考是否应赋予学生如此大的选择权心生疑虑。[2]

第三,选择的限度问题。部分人认为此次高考改革是考试次数、考试科目、考试时间三个选择维度的叠加,改革过于复杂,需要适当精减。

第四,选考组合的合理性问题。什么样的考试科目组合最为合理,更加有利于人才选拔和推进高中新课改,既体现科学性又具可操作性?对此问题的判断始终没有充分的依据。

扩大选择性,实施选考制,倒逼着学校推行选课走班,这对教师备课、授课,学校排课、教室安排、师资调配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给基础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出现选考科目间人数悬殊、变化不定的现象,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安排都面临困难,教师力量统筹、学校软硬件设施建设面临挑战;二是选课走班,行政班向教学班转变,学校教学管理更加复杂,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评价等也面临新课题。[3]

4. 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欠缺

第三方调查显示,大家普遍认为新高考后学生的综合素养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问题根源主要在于知识的碎片化、教学的应试化及学习过程的间断。首先,新高考模式下有些科目会在高一、高二考完,考完之后学生就不再继续学习该科。相比于改革前,学生在这门功课上的水平肯定下降了。其次,由于考试时间提前,考试次数增多,出现考试科目优先、其他科目让步的突击学习现象,以及学校为赶进度而出现“夹生饭”现象。再次,从现实操作层面,建立综合评价、多样选拔的录取机制,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变录取中的“参考”为“依据”,国外的录取机制已充分证明这一点。但由于综合素质评价本身难以量化,目前社会诚信机制尚未健全,其效度难以保证,公信力、公平性、可比性存疑。目前综合素质评价作用还十分有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克服的困难。[4]

(二)高考改革的技术支撑不力引发新问题

纵观历次高考改革,其更多还是侧重于制度、政策层面的改进,对高考自身技术层面的改进不多。例如,考试分数的等值化处理、考试命题的方式与技术、考试结果处理与使用等,自统一高考设置以来并无大的改变,与国外尤其与发达国家的考试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历次高考改革的技术支撑难以满足需求以及考试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是导致教学、考试、录取之间出现冲突,考试作用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改革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因素。在这些问题中,最受人关注、最为棘手的当属选考科目人数失衡问题,其中又以物理人数不正常下降最为突出。在浙江省7门选考科目中,物理选考人数最少,并触发了6.5万的最低人数保障机制。

(三)高校的生源结构面临重组

新高考在招生录取模式、志愿填报方式及录取标准上改变显著,这些改变对高校的生源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多元选拔机制使高校的生源结构出现差异

新高考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和三位一体招生四种招生录取模式并存,还有免试保送、自主招生、定向录取等其他选拔模式。高校之间选拔模式各异,其生源出现差异也就成为必然,这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和教学改革的推进既是有利条件也是挑战。

2. 科目选考使高校及专业的生源结构从文理相对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实行科目选考制,改变了学科组合的单一性,满足了高校个性化、多样化培养的要求。但选考科目组合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对大学教育和教学管理也提出崭新的要求,会出现部分学生知识结构难以适应就读专业需要的问题。

3.“专业+学校”志愿填报方式使不同地域、高校、专业之间的生源差距拉大

“专业+学校”新模式令高校在录取批次、录取人数、录取分数及专业分差等方面均重新洗牌,一些原先“二本”“三本”的特色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及部分专业脱颖而出,而一些办学声誉差、质量低的专业很可能因招生困难而被淘汰。通过抽取2016年(改革前)和2018年(改革后)第一批(段)高校新生录取数据样本分析发现:

(1)高校录取批(段)次出现变动

许多改革前列入“二批”“三批”录取的院校在“一段”就录取了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新生。例如,江苏科技大学改革前在第二批招生,改革后在第一段就录取了29人。

(2)高校录取人数出现地域迁移

高校录取不分批次后,各地域第一段录取的人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省份为例,改革后高校一段录取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浙江本省,其次是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天津市增加人数较多,而西北、东北各省市的人数增加有限。可见,在解除高校批次限制后,更多的高水平学生倾向于选择省内院校和沿海省市。

(3)高校内录取分差在拉大

首先,分别计算各高校录取新生中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分差(简称“录取分差”),专业之间最高录取分与最低录取分的分差(简称“专业分差”);然后,统计不同层次高校录取分差的平均值和专业分差的平均值。

 

综合来看,无论是录取分差还是专业分差,2018年高校所招收新生相比2016年皆存在增大趋势。其中顶尖大学(985高校)虽然相比于往年有所增大,但小于211高校和一段线的高校,说明越到高层次高校,学生之间的差异越小,但改革后也存在分差增大的趋势。高校内专业之间的分差进一步拉大,对学校专业建设提出严峻的挑战。

4. 高校的专业建设承压

取消学校批次和实行专业(类)平行志愿,把专业推到了一线,专业直接面临考生的选择,高校综合实力、影响力对招生的作用相对弱化,专业实力和影响力的作用上升,优势和热门专业会更“火”,弱势或冷门专业会承压。这对一些高校是机遇,一批办学定位明确、专业特色突出的高校、专业会脱颖而出。表4列出了改革前后录取分出现显著变化的部分高校专业。

(四)考试机构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的教育考试机构大多牵头或参与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设计与实施,面对增加的新职能,考试机构正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

1. 新高考改革系统深刻、复杂敏感,对考试机构治理能力建设提出新要求

一是高考改革操作环节复杂,涉及考生、中学、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等多个改革主体,涵盖高中教育教学、高中综合素质评价、选考和高考考试组织、招生录取等全过程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社会和舆论环境复杂。在网络媒体、新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快速、迅捷,高考改革任何一个环节、一个地方哪怕出现一个微小的差错都可能迅速发酵,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

三是考试要求做到绝对安全。一旦考试安全出现问题,势必会引发社会对改革公平性的担心和质疑,影响社会对高考改革的信心。当前确保考试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考试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2. 新高考改革对考试机构加强专业化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提出新课题

一是考试机构专业化亟待加强。国内的教育考试机构主体为管理型人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在命题等考试核心业务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中没有积累足够的技术实力,与提供科学测评服务的要求相距甚远,与国外先进考试机构的差距不断拉大。加快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这已是我国教育考试机构适应教育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是考试管理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有待加强。新高考客观上增加了考试招生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如何建立和完善考试管理制度,重视对考试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对考试实施的监督,保障考试公平,这些方面都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

3. 考试机构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的问题需要破解

对教育考试机构的服务性质,世界各国考试界已达成共识。国内考试机构由于基本附着于政府的行政体制,长期以来更多关注考试与招生的组织实施,只考不评,缺乏挖掘考试数据信息、提供教育评价服务的意识和行动。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考试机构在继续发挥考试与招生管理职能的同时,应不断拓展服务领域,特别是与考试有关的评价服务,使教育考试能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服务于教育教学,服务于学生发展。[5]

4. 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有待深入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在新高考招生中的使用初见成效。例如,在“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和高职提前招生中,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不仅作为报考条件,而且作为初次遴选的依据。然而,综合素质评价的使用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如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如何保证每个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如何保证每个指标的评定结果稳定有效,如何避免评定过程中的偏见等问题,都有待考试机构和教育管理部门进行深入的研究。

(五)改革协同推进力度不足

高考改革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关配套改革,但目前看来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政府层面重视程度还不够,督促力度还不够,保障强度还不够,教育系统“孤军作战”不是个别现象。学校层面的办学条件和资源投入还跟不上高考改革的要求,教师配置出现结构性矛盾与“潮汐”现象,教师的专业能力建设存在差距,学生的选择能力还有待加强,中学的指导能力也有待加强。


 

二、破解高考改革问题与挑战的切入点

 

 

面对新高考的问题与挑战,可以从政策制度、考试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去有效地应对。

(一)致力于破解高考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

1. 优化等级赋分办法

选考科目人数失衡问题(其中又以物理人数不正常下降最为突出),其主要根源在于等级赋分办法的局限性。现行办法以各科目的考生水平呈适度负偏态分布且科目间的考生水平分布基本一致为前提,以实际考生人数按事先确定的等级比例赋分。但当学科之间人数和考生水平分布不平衡时,缺乏“纠偏”的能力。对现行等级赋分进行优化,必须改变固定比例等级赋分办法,实行按考生实际水平的可变比例等级赋分。其中,关键是要寻找能有效衡量考生实际水平的标的(或称常模、量尺)。目前这个标的可以是语文、数学、英语的成绩,也可以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以学考为例,浙江省学考的各学科有相同考生群体(都是全体考生),相同A、B、C、D四个等级划分,相同等级比例(A=15%,B=30%,C=30%,D=20%)。因此可以认为A、B、C、D四个等级在选考科目之间是等价的,各选考科目考生中A、B、C、D四个等级的比例可以反映选考学生实际水平的分布状况,四个等级所占比例的差异可以反映考生水平分布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学考及等级比例作为共同标的,在此基础上确定各科目的可变等级赋分比例。其基本思路为:

第一步,参照学考等第把现行选考科目21个赋分等级分为A、B、C、D四个区间。其中,A区为1~5级(前15%,100~88分);B区为6~9级(前45%,87~76分);C区为10~14级(前75%,75~61分);D区为15~21级(其余学生,60~40分)。

第二步,各科目按选考学生中学考A、B、C、D等级人数的百分比赋分。例如,假设选考学生中学考为A等的占比为30%,那么其等级赋分都在100~88分区间,各等级比例按30%/15%=2配置,即100分=1%*2=2%,97分=2%*2=4%,94分=3%*2=6%,91分=4%*2=8%,88分=5%*2=10%。依此类推。

如果需要进一步转换为百分制分数,可以按等比转换的方法分上述四个区间或20个区间(由现行21个等级划分而成)将原始得分一一折算成对应的选考赋分。

可变比例赋分办法体现“高水平得高分”的原则,赋分不再受实际考生人数的影响,可有效解决物理学科人数不正常下降问题。此外,有些省市的学考虽然采用合格性考试,但基于学考的实际成绩,也可以对等级及比例进行虚拟的划分。

2. 推行一档多投

浙江省的高考录取机制已部分实行一档多投。例如,在高职提前招生中,2018届45所高校录取的1.86万人中,同时被 两个以上高校专业拟录取的考生为0.41万人,占22%。一档多投模式与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录取模式相似,代表录取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在所有录取模式中全面推行,一名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或专业),可以获得多所大学(或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在所录取的高校(或专业)中进行最终选择确认。那么,学生与高校的双向选择将可以进一步拓展,7选3、文理不分科、多次考试等改革的价值必然会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也可以有效缓解选考科目人数不平衡尤其是物理科目考生“吃亏”的问题。

3. 推进招考分离

推进招考分离,就是要让高校成为招生的真正主体,各高校可以依据自身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来确定招生的标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评价。招考分离后高校之间的招生标准会有不同,可以真正实现高校招生标准的多元化,进而可以有效改变当下以单一分数为标准、将所有学生按分排队录取的模式,实现多元标准与学生的个性化相对应。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错峰竞争,更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使教育更好地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改革也能最终实现以生为本的目标。[6]

(二)发挥高考评价功能,建立服务于教育教学的考试评价体系

改革考试评价机制,建立服务于教育教学的高考评价体系已势在必行。《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改进评分方式,加强评卷管理,完善成绩报告”,将做好考试结果的评定、分析和使用作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要求“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等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对考试大数据所蕴含的信息进行充分挖掘和利用,是实现考试评价功能、使考试向评价转变的重要抓手,发达国家的考试评价发展历程也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改革考试结果使用,就是要实现考试评价结果的多元化。一是深化考试结果评定,从分数评定向知识、能力掌握诊断转变。即在得分的基础上对考生的知识、能力掌握状况等进行进一步诊断与反馈,全面提供有关学生的知识、能力掌握优势和缺陷方面的信息。二是扩大考试结果分析对象,从个体到群体,从静态到动态全覆盖。三是改进考试成绩反馈,从分数向诊断报告转变,为学生、中学、高校和教育部门等量身定制个性化的评价报告。

(三)提升考试命题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破解考与教关系的冲突,除去从高考制度、政策层面进一步深化完善,更离不开对高考技术层面的提升,其中又以提升命题的科学化水平最为关键。新高考背景下“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外语等科目一年多考”,不只在表面上大大增加了考试机构的工作量,更需要在实质上推动现代命题质量观的落实。但我们需要正视的是,在发达国家纷纷以高科技手段改变命题模式和考试形式的背景下,我国迄今为止的命题基本上都是经验式命题,命题的科学技术含量较低,要实现考试难度的稳定性、多次考试的分数等值、量表分数的转换等,传统的命题组织模式恐怕难以应对。因此,高考越来越需要专业化命题的支撑。命题能力建设将是考试机构由专门向专业、由管理向服务转型的关键支点。

(四)提升考试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

第一,从经验型、行政化管理向标准化、制度化、现代化管理转变。这包括建立适应专业化管理需求的组织架构,完善标准化、创新性的管理体系等。第二,机构的专业化水平首先取决于人的专业化水平,人力资源建设是教育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的关键。要提高考试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围绕考试业务和改革的需要,应加大政策研究、命题评价、网络数据信息、宣传、考务管理等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第三,加强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建设和考点考场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五)加快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步伐

首先,增加高校在招生选拔、专业建设上的紧迫感。高校要以此轮高考改革为契机,花大力气优化专业结构,调整院系设置和教学组织,建立和完善专业的准入及退出机制。各地政府也要以此为契机,因势利导,做好专业布局和结构布局的文章,改变高校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其次,深化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新高考下学生选择趋向和知识结构的多样化,给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考验,要求学校加快实施教学模式改革,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基础课程建设和低年级段的通识教育,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学分制和选考制。[7]再次,高校需要尽快“学会招生”。新招生录取机制下同一高校不同专业的招生要求会差异悬殊,需要高校制定适合自身人才培养和改革发展需要的招生标准、条件和程序。新高考下的录取不再是阶段性的而是贯穿全年的,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招生队伍;需要多部门联动甚至全员参与,尤其需要向专业院系传导,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和影响力。最后,新高考需要高校加强招生工作的宣传,扩大学校影响力。

 

 

[注释]

[1][6] 储朝晖.高考招生改革亟需迈上招考分离的新台阶[EB/OL].(2018-04-01)[2018-12-22].http://www.sohu.com/a/226952199_175649.

[2][4] 北京大学.浙江高考综合改革第三方评估报告(内部资料)[Z].2018:6-10.

[3] 边新灿.新一轮高考改革对中学教育的影响及因应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2015,(7). 

[5] 戴家干.谈教育考试机构的职能与定位[J].教育与考试,2007,(1).

[7] 文东茅,刘玉波.高考改革何以“牵一发而动全身”[J].中国高等教育,2014,(24).

 

 

(责任编辑:金平)

《新豪天地登录网站》2019年第7期